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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阳学院统战人士专栏第六期
2009-05-27 00:00 贵阳学院… 

彭望苏教授简介:彭望苏教授,贵阳市专业技术带头人,贵阳学院专业技术带头人,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届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,贵州省政协第八届、第九  届委员,贵阳市政协第八届、第九届常务委员。1998年受到贵阳市政协“为四化服务先进个人”表彰,2006年荣获贵阳市政府颁发的“先进劳动者”称号。

1966年“文革”发生,彭望苏正值高中毕业,但是中断了学业,与许多同龄人一样,开始了蹉跎岁月的磨难。他经历过“上山下乡”,又度过待业的寂寞生活,终于在1971年当上一名中学教师,从此开始了从事教育的人生道路,也决定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定位——教师。

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是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,也是彭望苏人生命运的转折点。他参加了高考,虽然考分甚高,但是按照当时的政策,被录取到贵阳师范学院贵阳专科班——这就是我们贵阳学院的前身。当时那个繁复的校名,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从“文革”乱局中解放出来时的状况。

彭望苏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,毕业时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。

虽然大好年华已被耽误,但是,身处中年的彭望苏不倦地扬鞭前行,他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,积极求学,曾到贵州教育学院完成本科学历,接着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训诂学专业硕士生主要课程,为自己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。

彭望苏在数十年教师生涯中,可圈可点的主要是三个方面内容:第一是他认真从教和进行科学研究,主攻学术方向是汉语言文学和中国新闻史学,走过了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直至教授的台阶。第二是他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,兼任了行政管理工作,从1994年起创办了当时我省最早的小学教育专业,担任了小教系主任,后来随着该系工作的发展,成为了教育系主任。第三是他从1996年起进入参政议政的平台,在连续十余年岁月中,担任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,贵州省政协委员和贵阳市政协常委。

彭望苏从事汉字应用研究,投注许多心血,成果颇丰。他选择这一研究课题是出于这样的见识: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,作为信息载体与交际工具的汉字,越来越显现其文化价值。在国家已对汉字全面整理规范,制定各项标准化政策的情况下,尤其需要促使全社会成员具备合格的汉字应用能力,而师范教育具有首当其冲的重要责任。因此,必须把规范汉字教育作为师范生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。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预感到,如同普通话水平测试一样,国家将要对公务员、编辑记者、教师等人员进行汉字应用水平测试。这一预感现在已经成为现实。他为此创设的“汉字文化”课程,已经为提高我院学生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苦心经营多年的基础上,他撰写了学术专著《汉字教育述论》。这一著作荣获贵阳市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(2003-2004)一等奖。

彭望苏在汉字应用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影响,贵州省语委会、贵阳市语委会和贵阳市新闻出版局多次邀请彭望苏作为专家,为语言文字工作者和新闻媒体工作者举办专题讲座。教育部和国家语文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0710月对贵阳市一类城市语言文字工作进行评估检查,彭望苏被聘为评估检查组成员。

彭望苏是苏州名门之后,祖先代有英华,其中有清代著名的“祖孙状元”——康熙年间的彭定求和雍正年间的彭启丰,还有咸丰年间的军机大臣上行走彭蕴章等显赫之人。苏州市政府已将“彭氏故宅”作为该市的文化保护单位。不过,彭望苏对自己的祖父彭翼仲独有一个凝重的情结:翼仲公身处庚子之乱后的北京,面对国家将亡的危局,他忧心如痗,以开启民智为己任,毅然选择毁家办报的人生道路,先后创办了《启蒙画报》、《京话日报》和《中华报》,成为“清末维新运动中一个极有力人物”,“知名全国的爱国报人、北京报业的先驱与巨擘、清末北京社会中享有相当声望的闻人”。在中国新闻史学界高度评价彭翼仲及其报纸的鼓舞下,彭望苏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。

彭望苏近年在清末报刊史方面发表多篇学术论文。2004年应邀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(国家一级学会)会刊《新闻春秋》的编辑工作,承担该刊“纪念彭翼仲诞辰140周年暨《京话日报》创刊100周年”专辑的责任副主编。20059月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,参加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,在大会上宣讲学术论文《清末的<中华报>》。近几年来,彭望苏应邀为苏州大学、南昌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清末报刊史研究生作指导。2007年至2008年,国家重点项目《清史报刊表》修撰组交付彭望苏研究任务:对清末贵州的《贵州公报》和《贵州教育官报》的存报进行梳理和研究,这一任务已如期完成。

彭望苏现在已入“耳顺”之年,虽已卸下系主任之职,但还是我院一名德高望重的教师,他认真从事教学工作,同时担任学院的教学督导员。

祖国近四十年的发展变化是彭望苏的人生大背景,虽然他的人生道路中亦有艰难和曲折,但是由于怀抱积极、执实的态度,追求高品位、高境界的文化价值,使得他的人生具有丰富而又充实的意义。可以说:他的人生经历,折射了我院的发展历程,同时也显现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、统战政策的厚重力量。

以下转录发表于《贵阳学院报》的一篇文章,作者是教育系已毕业的学生黎海。

 

我所知道的彭教授

黎 海

 彭望苏教授是我院首届毕业生,他格外珍惜人到中年才开始的正规专业学习,奋发上进,不倦努力,成为我院具有影响的教授。他曾到北京师范大学训诂学进修班,师从许嘉璐等语言学家。多年来执教《古代文学》、《古代汉语》等课程,并创设《汉字规范》、《汉字文化修养》等课程。

彭教授是一个以教育为事业、以教学为乐事的人。他认为,应从社会发展的长远效益和个体终身发展的根本目的来看待教育,为此必须切实办好“以人为本”的教育,必须使受教育者接受最有价值的文化财富。因此,他在担任系主任和具体进行课堂教学时,都以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文化价值观,养成良好的判断推理能力和文化审美情趣作为教育和教学的目的。

彭教授还认为,作为“教师的工作母机”的师范教育,应当注重人格教育,要使我们的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、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无私的奉献精神。彭教授既是这样看待师范教育,还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实践者。他在教育中尊重同事和学生,平等对待每一个人。他说,爱是教育的生命所在,教育过程是教人如何去爱生活、爱文化和爱祖国。走进彭教授的课堂,没有人不佩服、不称赞他的教学,因为他的教学总是具有磁力,内容厚重而又深入浅出。训诂学根基养成他那“既要知其然,还要知其所以然”的文化性格,所以他在执教过程中往往能融汇古今,带领学生品尝隽永的语言文化韵味。

彭教授还潜心于学术研究,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,出版学术专著1部。彭教授对汉语汉字的研究颇受关注,学术专著《汉字教育述论》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这部书的基本精神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,融合古今,建立一个与汉字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线索相扣合的文化链和知识链,帮助受教育者超越工具意识,从汉字的文化定位出发,建立高品位的汉字文化理念。中国训诂学会副会长、贵州省语言学会会长周复刚先生对该书作出这样的评价:“本书是国内汉字学界并不多见的力作,新意迭出,不同凡响。在省内堪称填补空白,在国内同类著作中亦属佼佼。其选题意义重大,对推进基础教育,促进汉字学理论研究皆有助益。”

彭教授还有一个独特的情趣——热爱书法。他的软笔、硬笔书法各有气象,清秀而不失俊健,持重又尽显潇洒。看彭教授下笔,不禁会想起杜甫的诗句“下笔如有神”。古语谓“书如其人”,诚哉斯言。

彭教授近年扩展学术研究领域,潜心于中国新闻史研究,他以“五四”之前的白话文报刊研究为研究对象,研究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史。他指出:作为近代中国文体革命标志的白话文运动,逐渐发生于19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和国门渐开,而不能简单的作出产生于“五四”学生运动的结论。他为此已积累了大量资料,并作了许多研究工作。

国家一级学术团体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的《新闻春秋》,2004年推出“纪念彭翼仲”专辑,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方汉奇先生邀请彭教授参与编辑事务,彭教授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。彭翼仲是清末民初的报业先驱,曾创办国内最有影响的白话文报纸《京话日报》,而这位老前辈是彭教授的祖父。阅读这期《新闻春秋》,可以看到,前人在彭教授身上留下了厚重的文化基因。

彭教授虽然年过半百,但始终保持一份年轻健康的心态,他喜欢写诗,以志情思,诗中活现其真性情。他曾在《五十初度》中吟道: 

天命已知应顺之,寸阴亦惜度我时。

且看苍茫大世界,春明秋肃皆有诗。

2007年,年近六旬的彭教授暮春时节游“百里杜鹃”,又作诗云:

春日百花尽争芳,老枝新叶大化章

花疏花密皆好景,天命人生细思量。

     诗下自注:《荀子·天论》有“四时代御,阴阳大化”之语,揭示了自然景象以及人生命运循时而变之规律。目下花期已过,非为胜貌,然心中甚知此景之足珍也。

    这些诗句,多么感人地抒发了彭教授的人生态度与生命情怀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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